我在别处(Morrison, 1984b)已经提出过，如果从自体心理学角度出发：“Kohut貌似认为羞耻与暴怒是互补的，前者是对被没有镜映的夸大压垮的自体的一个回应 (1971)，后者则是对自体对古老的环境缺乏完全绝对的控制的一个回应，那么羞耻与暴怒和自恋脆弱性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。我认为羞耻是“悲惨人”的一个核心情感，即自体耗竭的自恋人格，忍受着来自没有被镜映的抱负和没有实现的理想的空虚抑郁。

就自恋暴怒而言，我相信所谓的自体“缺乏对古老环境的完全绝对控制”通常反映的是自体客体环境的回应没有满足自体的需要和渴望，进而产生缺乏控制的印象。正是自体客体回应的不足或者失误，才导致产生暴怒回应，并释放了压倒性的、苛刻的夸大感，最后经常导致羞耻感。在前面，我就认为没有实现渴望的理想自体形状也可能会引起羞耻感。无论是由于这些原因中的哪些原因（夸大、自体客体的不回应，还是没有实现理想自体），所导致的羞耻感都是难以忍受的，必须要通过隐藏、隐瞒、否认、拒绝或者投射来消除羞耻感。

消除羞耻的一个常用方法就是朝“厌恶的”客体表达大量的暴怒（要么是没有镜映或者不接受理想化的不回应的自体客体，或者拒绝建立依恋关系的客体；要么就是“不配合、不合作的”环境）。暴怒的功能除了消除羞耻感之外（反映的是一种无助感），还有就是造成一种有力量、有活力的错觉，因此，貌似将被动和无助感反相表达成积极有活力，而这本身就会引起羞耻感。然后，羞耻会导致暴怒，并作为对自体客体环境没有满足需要的一个回应——即，意识到自体的被动性和无助感，会导致环境对它自己的需要和愿望作出回应，并协调这些需要和愿望。

Kohut (1972) 认为自体对环境缺乏控制，这一点足够可以解释自恋脆弱的病人身上的暴怒。但我认为这个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中间步骤，当一个人的需要或者愿望被忽视的时候，当他提到自己的这种被动性和低微感、无意义感的时候，当他注意到他自己被揭露的不被接受的夸大感以及失败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会察觉到、意识到自己内心的羞耻体验，而这种意识转瞬即逝（或者甚至就像Lewis [1971]描述的那样，“绕过”了这种意识）。然后，在这个观点中，很多自恋暴怒的例子反映了自体试图摆脱炽热的羞耻体验。

临床案例片断

Bingham夫人，是一个娇小、柔弱的女性，做咨询的时候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总经理，来做咨询是为了处理她的低自尊，以及这种低自尊对她工作造成的影响，还有就是她的亲密关系，在刚开始的一个小时，她向我描述了刚刚发生的一件事。当她开车去参加一个她几乎不可能准时到达的会议时，一个出租车司机在她前面开的非常慢。她既不能超车也不能让他开快一点。她开始按喇叭，当最后她终于可以赶上他的时候，她“冲着他大骂一些下流话，并最后朝他竖起来中指！我真的失控了。”

 当她检讨自己的反应的时候，她第一个想知道的是，实际上她对我是不是有愤怒。当这种可能性不存在的时候，她承认她对那个出租车司机很愤怒，因为他无视她的需求，并视她为无物。从Kohut (1972)的观点来看，她暴怒的原因是，她对出租车司机缺乏控制（她无法控制出租车司机）；由于他的不顺从，导致她想要“消灭”他。

本文选自《Shame》翻译稿。